既说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么多大股东，最终还是一个十七人的董事会负责一切，大顺这边也可以用类似的手段。
至少，用于前期过度。
大股东只有一些知情权，却没有决策权，决策权还是在朝廷手里。
关于这一点，还是有一定的可能的，靠的就是刘钰这些年的信誉，或者说刘钰所代表的皇家在海商群体中树立起来的信誉。
信誉这东西，很脆弱，很容易碎。
不过暂时来看，这信誉还能凑合用。
加上这些年在如威海、松江等地培养出的参股商业氛围，用来短期过渡是绝无问题的。
而且，只要信誉还没丢，其实大多数人就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小股东差不多：只要能按时分红，谁管到底应该是十七人绅士团，还是七八十人的大董事会？谁管到底该一年公开一次账目，还是十年公开一次账目？
很多东西，是斗争得来的。而斗争的前提，肯定是出过事。
否则若是VOC保证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分红率，只要能保证，再过一百年，也没人真的去质问董事会为什么就十七个人。
日后待过渡期过了，就可以学习一下19世纪开始英国对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方式。
将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分开，参股者大股东只负责经济活动。
当然，前提是路都已经铺好了，该处理的问题基本处理完了，只要按部就班搞一些纯粹商业活动的方向上。比如建个货栈、比如在某地种咖啡、造几艘商船、今年的货该装什么之类的。
而朝廷任命的总管，主管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活动。
但南洋以及对欧洲的贸易，又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，其中的主流还是战争、外交、和统治。
其实也就是朝廷借用民间资本的力量，均摊统治南洋的费用，不动用国库的钱。而同时，也能让民间资本跟着一起吃点肉、喝点汤。
能让皇帝少吃点肉、漏出点汤的真正理由，其实还是刘钰报了个大致的账目，认为皇帝的内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
尤其是现在是一夜之间全面取代了荷兰在东南亚的统治，要全面接盘，方方面面都要花钱，绝对不是皇帝内帑拿得起的。
这不是当年荷兰人才来南洋的时候，从零开始，一点点开拓。靠着最开始的几百万股本，逐渐成为一个上亿规模的大公司。
而是一下子全面接手了一个上亿规模的大公司，维系运转的资金流水，和从零开始开拓的那点钱，根本没法比。
至于国库的钱，刘钰也说到了皇帝内心的触点。
下南洋固然是为了赚钱，但朝廷或者说皇帝赚钱，除了个人享受之外，总还有别的用处。
钱得花出去，否则守着一堆钱有什么用？
站在皇室和朝廷的一贯利益上去考虑，可以说，长远来看，下南洋是为了缓解土地矛盾，维系小农经济的传统。
短期来看，朝廷还有另一件大事要做。而这件大事，也是需要很多钱的，并且这些钱，民间资本绝对没有任何兴趣出，只能是朝廷来出。
那就是……废漕改海、整治黄淮。
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，下南洋，是废漕改海的基础。
否则，西洋战舰在明末就能攻澳门、劫舟山。
这种情况下贸然改海运，皇帝那得是生怕自己的漕米断不掉、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压得住。
现在这个军事基础已经有了，之前江苏省的漕米试走海运也大获成功。黄淮地区作为南北连接、天朝腹地，年年为了保运河出现的水患，都已经快让那里成为火药桶了。
若能根治，这当然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。若能治好，在皇帝看来，给大顺多续个几十年的命，是绝无问题的。
废漕改海，当然得花钱。
而且，这钱，民间资本绝对不可能出一分。
最多也就是朝廷希望捐献，全国能捐个几万两十几万两就算顶天了，相对于这么宏大的一项工程，简直是杯水车薪。
这种情况下，也算是掐住了皇帝的命门，不得不在南洋贸易上向民间资本让步。
短期来看，朝廷即将用大钱，不能把家底子都扔在南洋，而且也扔不起。
长期来看，万一将来钱不够，松江外围的野战驻军是干什么的？直接开入，没入官营，也能让朝廷有钱用。
至于说南洋贸易的一些军事行动，刘钰的意思，便是让民间资本募股之后的钱，来“雇佣”朝廷的军队来干，以此确保南洋贸易公司手里没有舰队和军队。
这雇佣，当然不是私下里雇佣。
而是给朝廷钱，出军费，由朝廷派将领去帮着或是占领、或是打开国门、或是强迫贸易、或是割让土地等。
将来分红的时候，这些都算作成本，剔除即可。
包括南洋的驻军、官吏的开销，都要算作成本。这也很合理。
前期过渡很麻烦，既要与荷兰谈判，又要全面接管南洋一大堆的烂摊子。朝廷这边强势介入，抓的狠一点，也可以稳定地渡过前期这段混乱时间。
奏折上，刘钰倒是很坦然地毛遂自荐，希望由自己主持，渡过这个过渡期。
新顺17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