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是后面的军事实践证明。
主席是一个天才的军事指挥家，同时还是军事理论家。
可见主席是从其中，学到很多的军事指挥、军事谋略知识，平常人跟天才的最大区别是，平常人向老师学习，师傅有十分的知识，能够学到八分就不错了，也就是老师要有一桶水，才能给给学生一杯水。
而天才学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天才也必须学习，就像主席学习三国的战争，并不是照搬照套里面的战争，而是站在作者的肩膀上。
高瞻远瞩的去看战争。
而且他的学习是全方位的，他不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而且还从文学作品中学习战争，更是从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身上学习战争，并将这些融会贯通，形成全新的军事理论体系。
事实上《三国演义》的军事谋略，对他影响很深。
可是他又无法向手下的，军事将领讲解其中的玄奥，而且他们并不是天才，也无法理解他的想法。
因为《三国演义》多数的高级将领都很熟悉。
可是小说在不同的人眼里，也是不同的，不是这这个名言：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，在平常人的眼里，《三国演义》只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可是在军事天才的眼里，它就是一部特殊的军事百科全书。
作用甚至超越很多军事专著。
用一句话可以解释这个问题：夏虫不可以语冰！
天才有天才的想法，平常人有平常人的想法，平常人是理解不了天才的想法的，只有大家都碰了无数的壁了。
革命也处在危亡之中了。
这个时候所有人才想到，只有他才能指挥红军打胜战，他才是革命的救星，只有他才能挽救革命，挽救红军，要求把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到他的手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革命队伍才开始不断壮大，最终打败了日寇、打败了蒋匪，建立了新的国家。
正因为主席是一个非凡的天才。
才实现这个最关键的转化，把腐朽转化为神奇。
就象是牛顿被掉下来的苹果砸到头上，受到启发，发现了牛顿定律，能不能说，牛顿定律的最初发现都是苹果。
肯定是不能这么说的。
任何的发明和创造，都是有被启发的事和物或人，发明和创造权应该归功于，发明和创造的人，而不是归功于受启发的人或事和物上，只有与众不同的人，才能从众人的眼中，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。
发现其中的价值，当然也能发现其中的缺陷。
王佐师傅的经验是“不要会打仗，只要会打转”。
王佐师傅的经验，只是一种很消极的作战方式，他目的只是如果保护自已，不被强敌消灭，根本不敢想去消灭强敌。
所以他们只能是。
一代一代的当土匪，不能发展壮大。
很明确他们只是一伙，没有远大目标，安于现状的绿林好汉，而主席就既发现闪光点，也发现其中的缺陷。
他提出：我们“不仅会打转，更要会打仗”。
这样整个战略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他吸取了打转的精华，知道了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要学会保存自己，也只有保存了自己，才能去消灭敌人，他把保存自己做为手段，而会打战是消灭敌人才是最终的目的。
这根本不是1+1＝2这么简单，而是1+1＝10的效果。
如何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。
主席继续这这个问题深化下去，敌强我弱这是必然的，怎么样去打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。
那就是把敌人的强势，必需化解掉才行。
主席非常清楚，士兵打战也是需要精力、体力的，那如何才能消耗敌人的精力体力，必需这个上面想办法，于是他想到不断的骚扰敌人，吃饭骚扰，睡觉骚扰，让敌人天天吃不饱饭，睡不了觉。
天天牵着敌人翻山越岭。
又不让敌人吃饱饭睡好觉，时间一长，必定是肥的拖瘦了，瘦的拖死了，使得强大的敌人，在如此之下。
使他们变弱小了，而红军找准机会就能打败他们。
这就成为了最有效的游击战的战术方法。
最有发言权的理应是，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党和红军最主要的领导人，特别是朱老总、陈老总、彭老总三人，他们都认为“十六字诀”是主席概括的。
1962年6月，老总在《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》一文中说：
“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，还是后来由主席系统、完善地解决的。”
1937年，彭老总在《八路军怎样作战》一文中说：
“＊＊＊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，即‘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’。”
1939年，陈老总在《论游击战争》一文中说：
红军游击战争“其战术特点包括在‘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’主席的十六字诀内，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‘化零为整，化整为零’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”。
还有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肖克、何长工等老同志。
他们也在回忆中认为。
“十六字诀”是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提出和概括的，主席的打圈子战术，就是以根据地为中心，强敌来了，先领他转圈。
等他转晕了，暴露出弱点，就抓准狠打。
转圈是手段，消灭敌人是目的，打就要有收获，既消灭敌人，又有缴获，“不要会打仗，只要会打转”，是当地山林武装的统军经验，主席却提出：我们“不仅会打圈，更要会打仗”。
自从确立了游击战的军事原则后，主席指挥部队以宁冈为中心，四处游击，平均九天一战。
终于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。